烈女报仇五十年不晚[新闻]

姑姑出生那天，正是孙中山于韶关督军北伐的日子，也就是1924年9月13日。爷爷是个穷庄稼汉，大字不识一个，委托一个沾亲带故的秀才给姑姑起名字，秀才翻阅了北伐的报道，随口喊出了苏红姑三个字，意思是红色苏俄的姑娘，但叫了没多久，村里的人觉得这个名字太洋气，又改成了苏秀珍，至于是谁提议改的，已无从考证。在胶东半岛的苏家郜村，爷爷跟奶奶是出了名的穷苦人，从立家以来，就守着一亩半薄地和三间破草房过日子，家里连院落、门楼都修不起，姑姑稍微懂事，就拖着棍子到处讨饭，风霜雨雪，人情冷暖，磨炼了她的性格，也锻炼了她的意志。日本投降那一年，苏家郜村来了八路军，历尽生死煎熬的姑姑鼓动我父亲苏玉田。扛着要饭棍子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46年春天，故乡开展“土改”运动，爷爷分到了五亩水浇田，阴暗的苦日子总算渐露了曙光。可是好景不长，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地主“还乡团”乘机杀了回来，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因为爷爷家是“匪属”，所以“还乡团”首先扑了过去。“还乡团”成员苏春夏、苏春秋、苏春冬兄弟仨分别扛着长枪和大刀，进门就把爷爷擒了起来，逼迫他交代我父亲的下落。爷爷虽然老实巴交，却也异常刚正倔强，在堂屋里跟三个“还乡团”顶撞了起来。苏氏三兄弟恼羞成怒，押着爷爷来到了村东头的一口水井，再三胁迫爷爷说出我父亲的下落，遭到拒绝后，苏氏三兄弟猛地将爷爷推到了深水井里，然后又残忍地扔下了几块大石板，砸得井里一片血水……就这样，无辜的爷爷被残害死了。

爷爷被害的当天晚上，已经嫁到外村的姑姑就冲出了家门，风风火火地到处寻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昌邑县独立营跟随主力转移到了龙口一带，远离家乡二百余里。在一个深夜，已经成为独立营文书的我父亲正在酣睡，突然被哨兵喊醒，我父亲问怎么回事，哨兵说：“你姐姐来了。”起初我父亲不相信，因为相隔那么远，部队宿营又是秘密的，家里的人不可能找到啊！但正当我父亲迷惑时，姑姑真的出现了……

姑姑的行为，感动了部队首长，就这样，一支三十余人的解放军小分队从龙口悄悄出发了。在我父亲的指引下，小分队乘夜晚包围了仍然住在爷爷村里的“还乡团”，一阵交火，就把不可一世的“还乡团”给打垮了。苏氏三兄弟老大苏春夏被抓，余者落荒而逃。

翌日，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判处苏春夏死刑……

处决了苏老大，姑姑心里还是觉得恶气没出，她撇家舍业，跑进了尚未解放的昌邑县城，一边靠做针线活为生，一边打探漏网的苏氏兄弟。

转眼全国解放了，有人告诉姑姑，苏春冬已经从青岛跑到了台湾，但苏春秋依然窝藏在青岛市。于是，姑姑找到已经随部队到了安丘县的我父亲，商议怎么办。我父亲对我姑姑说：“家仇、阶级仇都应当报，可是我在部队上，行动不自由啊。”姑姑觉得我父亲说的在理，独自挎着一个包袱去了青岛。

或许是苏春秋已经闻到了姑姑的味道，就在姑姑抵达青岛不久，一个热情负责的民警告诉我姑姑，苏春秋溜了，很有可能去了沈阳。

就在姑姑打算去沈阳时，却被一伙人堵在了青岛的租赁房里。原来，姑姑自从出嫁后，一门心思替父报仇，很少过问婆家的事情，也很少跟自己的丈夫来往，婆家便招来一帮亲友，逼迫她返回婆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姑姑是个机灵的人，她满口答应了婆家人的要求，然后热情地给远道而来的婆家人擀面条、做卤子。婆家人被麻痹了，认为姑姑已经回心转意。也就放松了对她的监控，就在婆家人乐呵呵地吃面时，姑姑趁着没人注意，爬上墙头，从一条小巷溜走了。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沈阳，姑姑在一家裁缝铺找了一份差事，除了上班，剩余的时间就是四处游荡，她在寻找那个细高个、尖脑袋的苏春秋。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东北的城市管理逐步趋向正规，姑姑作为流动的闲散人员，经常受到派出所、居委会的查询，倔强的姑姑不愿做“另类市民”，就跟一个年龄相适的工人师傅结了婚，总算在偌大的沈阳有了自己的家。新的婚姻，给姑姑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稳定，但温馨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姑姑查找杀父仇人的决心和意志。

沈阳城北约十华里的北陵，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封建皇家陵园，这里古松参天，湖水荡漾，金瓦红墙，斑斓耀目，每逢节假日，陵园里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分热闹。1955年“五一”劳动节，姑姑来到了北陵。她没有心情游山玩水，而是站到一棵高台的古松树下，仔细观察眼前的一个个行人。傍晌时分，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蓝色解放帽的男子引起了姑姑的注意。这男子背着手，进了一座拱门，到了一级石阶前，弓腰吹了吹石板，就势坐下了。姑姑拼命眨眼，差点儿喊出了声：这不正是苏春秋吗！发现了苦苦寻找近十年的杀父仇人，姑姑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急躁，她顾不上矜持，撒腿就向陵园的大门口跑去，那里有执勤的民警，她早就留意到了。

当姑姑跟随民警急匆匆地赶到拱门时，却发现苏春秋不见了。民警又带着姑姑奔向北陵的后门。那里的门卫听了姑姑的描述，遗憾地告诉她，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刚刚搭乘出租车走了。

在北陵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民警告诉姑姑，苏春秋之所以逃跑，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她了。姑姑悔恨不已，恳请公安民警尽快采取追查措施。六天后，民警来到了姑姑家，说苏春秋已经潜逃，购买的是去乌鲁木齐的车票，乌鲁木齐警方在车站截击，却没有发现苏春秋的身影。

得到苏春秋逃到新疆的消息，姑姑坐不住了，好歹姑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悄悄替她收拾了行装，并将家里仅存的120元钱也塞进了她的行囊。

姑姑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告别温馨的家庭，独自奔向了遥远的西域。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姑姑直接来到了铁路公安分局，向当地警方汇报案情。接访的警察是个山东老乡，深为姑姑的精神所打动，告诉她：克拉玛依刚刚发现了大油田，拥去了许多外来人员，你不妨到那里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姑姑搭乘一辆敞篷车，风风火火地奔向了克拉玛依。在满目荒凉的油田会战区，姑姑逐个工地走访，逐个工棚探视，参加会战的四千多外来人员，几乎让她看了个遍。然而，她没能发现苏春秋的影子。姑姑不甘心，猜想仇人一定就在克拉玛依一带，于是便来到了石河子的农七师，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边疆农业职工。在农场里，她白天上工，晚上就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四处打听，一心要抓住苏春秋。时间似水，在缓缓地流淌，七年过去了，苏春秋依然没有任何踪迹。这期间，相隔数千里的姑父向姑姑提出了离婚，姑姑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居住在农场里的两间泥土房里，既要面对艰难的生活，又要履行复仇的使命，她的身心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然而，情感的失落，现实的困苦，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复仇信心。1965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批工作队派到了乡下，姑姑觉得这是个机会，主动要求跟随工作队去当炊事员。她推着自行车，前面带着女儿，后面带着锅灶，在茫茫的新疆西北部，一年跑了11个村落，行程两千多公里。然而，她几乎找遍了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却没有苏春秋的一点儿踪影。

转眼到了1996年，古稀之年的姑姑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家，在跟我父亲谈起追拿杀父仇人苏春秋的经过时，姑姑满脸遗憾，叹息不断。这时，我父亲在夸赞了她的执著之后，又劝姑姑说：“你就别认一个死理了。如今，中央实行开明政策了，对国民党旧职人员所犯的罪行实行了赦免，咱再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既违背了上级精神，也不符合世间常情。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听了我父亲的这番话，姑姑也慢慢有了一些感悟，她说：“苏春秋大我五六岁，他这样奔命，恐怕早就够呛了。唉，都是乡里乡亲，既然上级这么宽容，咱也就不必一根筋了。前几天回老家去，听说苏春冬从台湾回到青岛好几年了，因为怕咱找他算账，一直不敢回老家啊。”

我父亲听了，对姑姑说：“唉，叶落归根啊，咱这样太计较了，不好啊，说不定乡亲们还笑话咱呢。”

那次谈话的晚上，姑姑打开一瓶白酒，独自喝掉了大半。第二天，她就亲自给我们老家的村支部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据说，当天晚上，躲居在青岛的苏春冬就打的返回了老家。

姑姑前后五十年，奔行八千里，追踪杀父仇人的故事，在新疆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山东半岛，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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