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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报仇五十年不晚[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16 00:11:51 阅读: 来源:保温车厂家

姑姑出生那天,正是孙中山于韶关督军北伐的日子,也就是1924年9月13日。爷爷是个穷庄稼汉,大字不识一个,委托一个沾亲带故的秀才给姑姑起名字,秀才翻阅了北伐的报道,随口喊出了苏红姑三个字,意思是红色苏俄的姑娘,但叫了没多久,村里的人觉得这个名字太洋气,又改成了苏秀珍,至于是谁提议改的,已无从考证。在胶东半岛的苏家郜村,爷爷跟奶奶是出了名的穷苦人,从立家以来,就守着一亩半薄地和三间破草房过日子,家里连院落、门楼都修不起,姑姑稍微懂事,就拖着棍子到处讨饭,风霜雨雪,人情冷暖,磨炼了她的性格,也锻炼了她的意志。日本投降那一年,苏家郜村来了八路军,历尽生死煎熬的姑姑鼓动我父亲苏玉田。扛着要饭棍子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46年春天,故乡开展“土改”运动,爷爷分到了五亩水浇田,阴暗的苦日子总算渐露了曙光。可是好景不长,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地主“还乡团”乘机杀了回来,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因为爷爷家是“匪属”,所以“还乡团”首先扑了过去。“还乡团”成员苏春夏、苏春秋、苏春冬兄弟仨分别扛着长枪和大刀,进门就把爷爷擒了起来,逼迫他交代我父亲的下落。爷爷虽然老实巴交,却也异常刚正倔强,在堂屋里跟三个“还乡团”顶撞了起来。苏氏三兄弟恼羞成怒,押着爷爷来到了村东头的一口水井,再三胁迫爷爷说出我父亲的下落,遭到拒绝后,苏氏三兄弟猛地将爷爷推到了深水井里,然后又残忍地扔下了几块大石板,砸得井里一片血水……就这样,无辜的爷爷被残害死了。

爷爷被害的当天晚上,已经嫁到外村的姑姑就冲出了家门,风风火火地到处寻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昌邑县独立营跟随主力转移到了龙口一带,远离家乡二百余里。在一个深夜,已经成为独立营文书的我父亲正在酣睡,突然被哨兵喊醒,我父亲问怎么回事,哨兵说:“你姐姐来了。”起初我父亲不相信,因为相隔那么远,部队宿营又是秘密的,家里的人不可能找到啊!但正当我父亲迷惑时,姑姑真的出现了……

姑姑的行为,感动了部队首长,就这样,一支三十余人的解放军小分队从龙口悄悄出发了。在我父亲的指引下,小分队乘夜晚包围了仍然住在爷爷村里的“还乡团”,一阵交火,就把不可一世的“还乡团”给打垮了。苏氏三兄弟老大苏春夏被抓,余者落荒而逃。

翌日,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判处苏春夏死刑……

处决了苏老大,姑姑心里还是觉得恶气没出,她撇家舍业,跑进了尚未解放的昌邑县城,一边靠做针线活为生,一边打探漏网的苏氏兄弟。

转眼全国解放了,有人告诉姑姑,苏春冬已经从青岛跑到了台湾,但苏春秋依然窝藏在青岛市。于是,姑姑找到已经随部队到了安丘县的我父亲,商议怎么办。我父亲对我姑姑说:“家仇、阶级仇都应当报,可是我在部队上,行动不自由啊。”姑姑觉得我父亲说的在理,独自挎着一个包袱去了青岛。

或许是苏春秋已经闻到了姑姑的味道,就在姑姑抵达青岛不久,一个热情负责的民警告诉我姑姑,苏春秋溜了,很有可能去了沈阳。

就在姑姑打算去沈阳时,却被一伙人堵在了青岛的租赁房里。原来,姑姑自从出嫁后,一门心思替父报仇,很少过问婆家的事情,也很少跟自己的丈夫来往,婆家便招来一帮亲友,逼迫她返回婆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姑姑是个机灵的人,她满口答应了婆家人的要求,然后热情地给远道而来的婆家人擀面条、做卤子。婆家人被麻痹了,认为姑姑已经回心转意。也就放松了对她的监控,就在婆家人乐呵呵地吃面时,姑姑趁着没人注意,爬上墙头,从一条小巷溜走了。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沈阳,姑姑在一家裁缝铺找了一份差事,除了上班,剩余的时间就是四处游荡,她在寻找那个细高个、尖脑袋的苏春秋。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东北的城市管理逐步趋向正规,姑姑作为流动的闲散人员,经常受到派出所、居委会的查询,倔强的姑姑不愿做“另类市民”,就跟一个年龄相适的工人师傅结了婚,总算在偌大的沈阳有了自己的家。新的婚姻,给姑姑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稳定,但温馨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姑姑查找杀父仇人的决心和意志。

沈阳城北约十华里的北陵,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封建皇家陵园,这里古松参天,湖水荡漾,金瓦红墙,斑斓耀目,每逢节假日,陵园里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分热闹。1955年“五一”劳动节,姑姑来到了北陵。她没有心情游山玩水,而是站到一棵高台的古松树下,仔细观察眼前的一个个行人。傍晌时分,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蓝色解放帽的男子引起了姑姑的注意。这男子背着手,进了一座拱门,到了一级石阶前,弓腰吹了吹石板,就势坐下了。姑姑拼命眨眼,差点儿喊出了声:这不正是苏春秋吗!发现了苦苦寻找近十年的杀父仇人,姑姑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急躁,她顾不上矜持,撒腿就向陵园的大门口跑去,那里有执勤的民警,她早就留意到了。

当姑姑跟随民警急匆匆地赶到拱门时,却发现苏春秋不见了。民警又带着姑姑奔向北陵的后门。那里的门卫听了姑姑的描述,遗憾地告诉她,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刚刚搭乘出租车走了。

在北陵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民警告诉姑姑,苏春秋之所以逃跑,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她了。姑姑悔恨不已,恳请公安民警尽快采取追查措施。六天后,民警来到了姑姑家,说苏春秋已经潜逃,购买的是去乌鲁木齐的车票,乌鲁木齐警方在车站截击,却没有发现苏春秋的身影。

得到苏春秋逃到新疆的消息,姑姑坐不住了,好歹姑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悄悄替她收拾了行装,并将家里仅存的120元钱也塞进了她的行囊。

姑姑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告别温馨的家庭,独自奔向了遥远的西域。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姑姑直接来到了铁路公安分局,向当地警方汇报案情。接访的警察是个山东老乡,深为姑姑的精神所打动,告诉她:克拉玛依刚刚发现了大油田,拥去了许多外来人员,你不妨到那里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姑姑搭乘一辆敞篷车,风风火火地奔向了克拉玛依。在满目荒凉的油田会战区,姑姑逐个工地走访,逐个工棚探视,参加会战的四千多外来人员,几乎让她看了个遍。然而,她没能发现苏春秋的影子。姑姑不甘心,猜想仇人一定就在克拉玛依一带,于是便来到了石河子的农七师,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边疆农业职工。在农场里,她白天上工,晚上就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四处打听,一心要抓住苏春秋。时间似水,在缓缓地流淌,七年过去了,苏春秋依然没有任何踪迹。这期间,相隔数千里的姑父向姑姑提出了离婚,姑姑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居住在农场里的两间泥土房里,既要面对艰难的生活,又要履行复仇的使命,她的身心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然而,情感的失落,现实的困苦,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复仇信心。1965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批工作队派到了乡下,姑姑觉得这是个机会,主动要求跟随工作队去当炊事员。她推着自行车,前面带着女儿,后面带着锅灶,在茫茫的新疆西北部,一年跑了11个村落,行程两千多公里。然而,她几乎找遍了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却没有苏春秋的一点儿踪影。

转眼到了1996年,古稀之年的姑姑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家,在跟我父亲谈起追拿杀父仇人苏春秋的经过时,姑姑满脸遗憾,叹息不断。这时,我父亲在夸赞了她的执著之后,又劝姑姑说:“你就别认一个死理了。如今,中央实行开明政策了,对国民党旧职人员所犯的罪行实行了赦免,咱再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既违背了上级精神,也不符合世间常情。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听了我父亲的这番话,姑姑也慢慢有了一些感悟,她说:“苏春秋大我五六岁,他这样奔命,恐怕早就够呛了。唉,都是乡里乡亲,既然上级这么宽容,咱也就不必一根筋了。前几天回老家去,听说苏春冬从台湾回到青岛好几年了,因为怕咱找他算账,一直不敢回老家啊。”

我父亲听了,对姑姑说:“唉,叶落归根啊,咱这样太计较了,不好啊,说不定乡亲们还笑话咱呢。”

那次谈话的晚上,姑姑打开一瓶白酒,独自喝掉了大半。第二天,她就亲自给我们老家的村支部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据说,当天晚上,躲居在青岛的苏春冬就打的返回了老家。

姑姑前后五十年,奔行八千里,追踪杀父仇人的故事,在新疆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山东半岛,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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