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资源型城市矿竭城衰的发展怪圈

如何走出资源型城市“矿竭城衰”的发展怪圈

尽管以油田、粮仓著称，但黑龙江这个中国版图最北端的省份，似乎正面临着十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中，黑龙江以4.8%的经济增速垫底全国31个省区市。　　断崖式的下滑，让不少黑龙江人有点难以接受。过去十年间，除2013年外，黑龙江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平均增速达11.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黑龙江经济增速首次跌破两位数。今年以来，黑龙江已连续两个季度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地区。

这并非偶然。今年以来，煤炭全行业亏损，石油利润逐步下滑，以油、煤为支柱产业的黑龙江自然首先感到了“寒意”。事实上，吉林 、河北 、山西等长期依赖资源发展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上述三省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8%、5.8%和6.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正逐渐消退，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未真正成长起来。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这一形势尤为严峻。”在近日举办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表示，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总体上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走出“矿竭城衰”的发展怪圈。　　用改革破解“资源诅咒”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资源诅咒”理论，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并非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增长得更慢。　　这种“资源诅咒”的现象在黑龙江表现尤为突出。今年一季度，在黑龙江省14个地市中，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5个资源型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　　“由于对资源过分依赖，资源型城市在享受了资源带来的中短期效益后，却带来了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司原副司长彭会军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产业结构没能真正调整过来，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一业独大”的资源型经济往往会起伏更大。　　过去十多年里，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拉动下，资源型城市特别是能源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发展新阶段后，这些资源依赖型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转型压力与发展危机。　　在彭会军看来，破解“资源诅咒”，首先要改变发展观念，“相当一部分资源型城市中，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资源开发观念仍然当道，资源开发强度过大，综合利用水平比较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十分严重”。　　“这些现象要引起警觉，这也更加说明了资源型城市加快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资源型城市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副巡视员彭邵宗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面临的最大瓶颈不是资源要素的约束，而是有效供给的不足。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良性发展和“自我造血”，需要通过推动包括产业更新与接续、产权保障、金融改革、城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转型须有制度保障　　2013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其中，141个处于资源稳定阶段的城市被列入“成熟型城市”，而67个城市被列入“衰退型城市”。　　“不能等到资源枯竭了才转型，资源成熟型城市恰恰处在转型发展的黄金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不完全一样，要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　　宋晓梧指出，不少资源衰退型城市有很多历史欠账，涉及资源价格、安全生产、生态破坏、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诸多方面，这些欠账不能推给市场，必须由政府主导解决；成熟型城市也要未雨绸缪、提早转型，避免“一业独大”导致的“矿竭城衰”。　　事实上，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转型，还包括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德国鲁尔是世界上公认的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鲁尔就开始城市转型，时至今日，尽管当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失业率仍是德国最高的。　　“这说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艰难。转型不只是上几个项目，还面临着向哪转、怎么转的问题，不仅需要借鉴成功地区的做法，还需要结合实际大胆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彭会军表示，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正确的发展理念、积极主动的具体行动，更需要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和约束。　　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条例仍在起草中，离正式出台尚需时日，而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也面临着众多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提出了资源开发秩序的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的共享机制，这两点对于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因地制宜的路径选择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是什么？东北师范大学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认为，转型主要有三种途径，即转变、转向和转移。　　所谓转变，就是利用现有资源围绕主业实施深度开发和相关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战略，由一业独大变多元产业；转向，即发展与资源产业不相关的产业，重新培育主导产业，资源城市走多元的发展道路，产业由资源型转向非资源型；转移，则是对区位条件不好且难以发展其他产业、转型成本比较高的城市，实施整体迁移。　　贵州万山曾是我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汞都”。但随着汞资源逐渐枯竭，万山发展陷入了困境。“我们调研后建议，万山只有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才有出路。万山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成了铜仁市下辖的万山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所长肖金成曾是万山转型规划的负责人，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转移重建的新万山建起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有51家企业入驻，转型发展成效初显。　　“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不同的转型途径。”支大林指出，与万山这样的独立矿区城市不同，以伊春为代表的林业枯竭型城市，主要是通过提升优质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及生态旅游业；以煤炭、石油为支柱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同样是煤炭资源型城市，辽宁阜新和山东济宁有着截然不同的转型路径。　　阜新的煤炭资源接近枯竭，因此选择了固定投资相对较低的现代园区农业作为替代产业，同时依托剩余煤炭资源发展煤化工，打造煤化工基地，形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阜新模式”。　　济宁属于煤炭资源成熟型城市，按探明储量至少还可再开采20年以上，但济宁在煤炭效益非常好的情况下，主动提出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机械制造、纺织、信息技术等产业，探索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济宁样本”。　　“科技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强调指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要靠科学技术，无论是济宁还是阜新，采用现代先进技术，从当地的资源实际出发，实现自主创新，这才是转型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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